在文字中仰望苍穹（读书有味）

　　从2018年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出版至今，我参加过大大小小数十场读书会。在这些读书会的现场，无一例外地会有读者问：你是如何成为一个“作家”的？

　　我能理解提问者的好奇，因为我是个专业“混”菜市场十七年的小贩。当“作家”二字无巧不巧地糅合在我的身上，产生了两种效果。一种是感叹：哇！菜市场卖百货的三道贩子竟然出书了！一种是猜疑：咦？菜市场卖小百货的人还能出书？

　　说实话，“作家”的头衔于我这样随性地“混”在菜市场的人而言，并无太大意义。做小贩的收益支撑了我的生活，写文章的愉悦丰富了我的闲暇时光，二者的作用互为补充。我能用相对顺畅的文字记录身边平凡人的故事，还是源于儿时一些无意间堆积起来的阅读基础。

　　我的阅读始于童年。在江苏蔡家庄村，我的养父开了一间磨坊，磨坊里请了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帮工，我叫他“石大大”。为了方便石大大休息，我爷爷把原先堆放杂物的西厢房腾了出来，给石大大搭了一张简易床。石大大个子不高，斯斯文文，蓝大褂子的口袋里常常揣着一本书。

　　厢房没有门，小孩子能随便进出，摆在枕头边的书很容易就落入了我的眼帘。记不清是哪一天拿到的第一本书、哪一本书，反正尝到了阅读的乐趣后，我就一头扎了进去。石大大的书不定期更换，有《故事会》《今古传奇》，也有《红楼梦》《聊斋志异》《七剑下天山》《天龙八部》……新新旧旧，五花八门。

　　上世纪80年代的苏中农村，小学生之间流行的多是小人书，我能连续不断地读到期刊和厚墩墩的小说，全托石大大的福。十一二岁的我，差不多读四五年级吧，结构稍微复杂的字都不认识，懒得查字典，就生吞活剥地往前读。傍晚，我从学校放学，匆匆忙忙写完作业，立刻去石大大的床头翻找书，骑在门槛上，一直看到奶奶点起油灯。星期天，大人们下地干活去了，院子里静悄悄的。狗趴在墙边懒懒地打着瞌睡，我捧着一本书在门前的水杉树下，一坐半天。阳光穿过水杉树叶细密的缝隙，掉在我的脚下，麻雀在我的头顶叽叽喳喳。偶尔抬起头，蓝蓝的天上，云朵白白胖胖。世界又明亮又美丽，又温暖又动人。

　　职高毕业后，我嫁到浙东山区。结婚时一切从简，房间里的桌子柜子早被婆家人用得旧旧的。其中一只镶了厚玻璃的书柜里存放了几十本书，也是旧的，有《青年文摘》，有古龙的武侠小说，还有裁剪和农业方面的工具书。当时的我，初来异乡，迷茫且不安，那叠年代悠久的《青年文摘》居然成了我的床头书。丈夫在市区上班，一星期回来一次，我与公公婆婆住一个屋檐下。吃了晚饭，我默默钻进房间里，追两集电视连续剧后，再拧亮台灯，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一会儿《青年文摘》。关了灯，房间空荡荡的，我的呼吸清晰可闻。天亮了，我骑车穿过窄窄的弄堂去街上。后来，我在菜市场小区租了一间月租四百元的门面房，卖日用杂货。

　　白天结束，黑夜续上。远离父母亲人的日子如同《青年文摘》泛黄的页面，一天，一天，平平展展地摊开了。

　　2005年，我的儿子出生。再一年后，一个初夏的凌晨，我把因怀孕而关张的杂货店里的几大箱子积压物品整理归拢，拉到小镇菜市场边的马路牙子上甩卖。往后四年，我的生活乏善可陈，一年到头只干两件事：上午摆摊卖货，下午带孩子。

　　我的写作（姑且叫写作吧）和我的阅读一样，是误打误撞，经不起推敲。孩子送进了幼儿园，午后的时间正好空出来了，我正好买了台两千六百元的组装电脑，申请了个新QQ号。这“正好”莫名其妙地促成了我在网络世界的信笔涂鸦。

　　当时写了些什么呢？都是些没头没脑的句子、段落、二三百字的短文，花啊，树啊，风啊，雨啊，云啊，月啊，天啊，地啊，怎么矫情怎么来，一派酸文假醋的把式。

　　那样的文字有水平吗？有意义吗？

　　肯定没水平，但有意义！因为我发现写东西的过程中，那些长久徘徊在心头的烦恼与辛酸都烟消云散了。我不难过，不痛苦，不抑郁了。

　　我不紧不慢地写了好几年，篇幅越写越长，从自己的童年往事、日常见闻写起，菜市场人来人往，有些也成了我笔下的主人公。除了几个外地的网友，没有人知道我在写东西。我像只呆头呆脑的土拨鼠，在老宅那一点点属于自己的角落，窸窸窣窣地打着洞。

　　我正式的阅读应该开始在2017年。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出版前，一位姓谢的老师约见我。他肯定了我文字的同时，也要求我展开针对性的阅读。汪曾祺和李娟的散文集是他首批的推荐。谢老师宽厚真诚，对后辈不吝关爱，多有提携。直到现在，他只要觉得哪一本书适合我读，就会通过微信告知我。

　　说实在的，我从无文学野心，三本散文集的出版都不在我的计划中。人在他乡，无所依靠，需要某种精神支撑，鼓舞自己，把自己填满。否则，怎么站得住、挺得直。写作于我，是出口，是陪伴。我在文字中仰望苍穹，感受时空无限的延伸。

　　《 人民日报 》（ 2024年01月27日 08 版）